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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器丰富多彩,红山文化阶段

来源:http://www.lnicc.com 作者:永利注册网址手机版 时间:2019-10-13 06:05

内容摘要:中国玉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巴林草原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北部, “巴林”一语源出蒙古巴林部,在《蒙古秘史》中, “巴林”作“巴阿邻”, 《元史》则作“八邻”。

 

关键词:巴林;草原;玉文化;中华文明;红山文化

一、前 言

作者简介:

       回顾近40年来红山玉器科学系统的研究,特别是随着1980年以来牛河梁遗址群调查和发掘工作顺利的展开,出土了一批层位关系明确和遗迹单位组合清晰红山文化的玉器,备受中外学术界之关注[1]。其中,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器丰富多彩,以其独特的造型甚受注目,成为探索中华文化与文明起源进程中重要的关键。2008年8月13日,我们在赤峰学院,正式启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红山文化玉器工艺研究” 的项目。随后,红山文化玉器工艺研究工作小组先后在赤峰和朝阳等地博物馆,对各地出土的红山玉器,进行了广泛调查和纪录[2]。同年10月30日至11月17日,幸蒙郭大顺先生的照拂,我们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辽宁省博物馆的协助下,得以顺利对牛河梁遗址群的如下地点:包括牛2Z2M1[3]、牛2Z3[4]、牛2M4[5]、牛2M21[6]、牛2M27[7]、牛5M1[8]、牛16M2[9]和牛16M4[10]出土的玉器,进行多角度数码拍摄、文字记录和硅胶微痕复制等。这篇论文的内容,主要是依据是次观察玉器的成果,从工艺技术上初步探索,更详细的研究报告,有待今后的发表。

  中国玉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夏鼐先生曾经指出:“全世界有三个地方以玉器工艺闻名,即中国、中美洲(墨西哥)和新西兰,其中以中国的最为源远流长。”

玉器技术结构的相关概念,包括如玉料来源、矿物分析、玉器出土状况、制作工艺、类型组合与功能、使用后变形、玉器社会中流传、玉器社会价值递变、玉器埋藏后变化等,均是考古学研究所热切关注的[11]。近年来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大量的出土,如雨后春笋。这些玉器研究基础性的工作,不外乎是如何就玉器制作与消费过程中,对各种的资料作出正确的观察、分析和记录,否则相关出土玉器的资料价值,可能会变得毫无意义。换句话说,本文是从玉器技术角度作为一个介入点,为牛河梁遗址群相关玉器工艺资料的积蓄,为今后红山文化玉器深入的研究,提供对比的基础。这篇文章是对牛河梁遗址玉器技术体系思考的尝试,乞请大方之家指正。

  巴林草原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北部,“巴林”一语源出蒙古巴林部,在《蒙古秘史》中,“巴林”作“巴阿邻”,《元史》则作“八邻”。现有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结果表明,巴林草原史前玉器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别为兴隆洼文化阶段,距今约8200—7200年;红山文化阶段,距今约6500—5000年。由此,巴林草原史前玉器成为探索中华八千年玉文化起源和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物质载体,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玉料来源、采集与运输

  玉器起源与最新证据

红山玉器尤其是牛河梁遗址群出土玉料来源,是很值得探索的课题。1980年代初期,一般认为红山玉器玉料来源于岫岩玉矿的蛇纹石,并不知道这些玉器矿物是真正的软玉。稍后,据地质矿物学家闻广的鉴定,认识到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主要是一种色调偏黄的软玉,质地均匀,具一定透明度。对红山玉器玉料的来源,闻广慎重的指出:「现代辽宁宽甸所产的青黄玉及甘黄玉,均为透闪石软玉,与红山文化的特征玉材相似。」[12]

  洪格力图是一处积石冢性质的墓地,分布在山丘的顶部,南距西拉沐沦河北岸约4.5公里。1997年8月,内蒙古赤峰市博物馆和巴林右旗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对该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其中一座石棺墓内发现7件玉玦,器体均呈环状,一侧有一道窄缺口,均用黄绿色透闪石软玉雕琢而成,通体抛光。最为奇特的是,同出一墓的这7件玉玦由小到大可排列成一组,最小的一件外径为1.25厘米,最大的一件外径为5.1厘米。

最近几年,由北京大学地质及考古学者的合作,对岫岩一带软玉产出类型、地质背景、物质组成、开发使用历史等各方面,进行深入专题的研究。对于红山玉器方面,他们通过对内蒙及辽宁各地实际的考察,论证「红山玉器从质地、色调、光泽几方面,絶大部份都与岫岩透闪石玉玉料标本相近」。他们研究的结论认为,岫岩软玉玉矿对东北史前文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这次研究成果,被认为是「确定了距今8000-4000年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查海文化、红山文化、新乐文化的大批精美玉器,主要为岫岩闪石玉所制」[13]。

  这一发现在巴林草原乃至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地区的史前玉器考古材料中前所未见,具有十分独特的学术价值。然而,关于洪格力图墓地的文化性质与年代问题,学界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从积石冢和石棺墓的形制看应属于红山文化;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没有发现红山文化的陶器或陶片,从出土玉器的造型特征和雕琢工艺技术风格看,可断定为是兴隆洼文化。

然而,郭大顺对红山玉器原料来源,却提出了另一种的考虑。他指出贝加尔湖玉料「质地、色泽近于红山玉,红山文化的分布又以向北部的蒙古高原最为强劲,或许可以考虑红山玉的来源与贝加尔湖地区的关系」[14]。以上红山玉料来源于岫岩及贝加尔湖地区的看法,都是从玉质及色泽的角度作判断,两者的结论不同,但并不一定相互排斥。

  为了进一步核实并确认洪格力图积石冢及出土玉器的文化性质与年代,2015年8月,应巴林右旗旗委和旗人民政府的邀请,笔者与巴林右旗博物馆的同仁联合对洪格力图积石冢进行了实地调查。令人惊喜的是,我们在地表采集到兴隆洼文化筒形陶罐的腹部残片,器表施横排压划短斜线交叉纹,而未见红山文化或其他相关考古学文化的陶片。

我们认为有关红山玉器玉料来源问题,除了玉矿产地的考察外,有些问题还需要更深入细致的认识。如玉料是在什么地理环境中采集?玉料在初步加工后,是否以半成品或成品形态直接从产地输出?这些问题,过去尚甚少讨论。从方法论上,这方面的探索,应该取鉴于考古学界对石器原料来源考察的一些通则[15]。

  这一发现至关重要,是确认洪格力图积石冢及出土玉器属于兴隆洼文化的直接证据。兴隆洼文化晚期的陶器外壁主要施压印之字形纹饰,而洪格力图地表采集陶片外表则施以横排压划短斜线交叉纹,这是兴隆洼文化早、中期陶罐腹部所施的典型纹饰。由此,我们可以确认洪格力图积石冢的文化性质和年代应该属于兴隆洼文化早、中期,距今约8200—7500年,从而为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形制在巴林草原找到了直接源头。与此同时,洪格力图墓地出土的兴隆洼文化玉器,为探索中国玉文化起源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

众所周知,玉石器研究的第一步,就是矿物辨识和来源的分析。由于矿物辨识是地质矿物学的范围,在此不作讨论。玉器玉料来源问题,牵涉到相关地区软玉矿源的有无、玉矿丰富的程度、玉料采集方式和运输途径、玉料采集制作和使用者间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用玉的制度。人们如何对玉料处理的行为模式,牵涉到对红山文化经济生产体系的理解,玉器与社会相互间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兴隆洼文化玉器的发现,将我国雕琢和使用玉器的历史推进至距今8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成为中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开创了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之先河。玉玦是兴隆洼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类,选料精良,以黄绿色透闪石软玉为主,掌握了切割、抛光、钻孔等玉雕工艺技术,尤其是以砂石为介质的线切割技术的发明和运用,为古代东亚地区史前玉文化交流圈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兴隆洼文化的玉玦常成对出现在墓主人的耳部,无疑是墓主人生前佩戴在耳部的装饰品,这也是世界范围内已知年代最古老的玉耳饰。

具体来说,玉料来源于原生矿或者次生矿区分、玉料出产地质条件分析、玉料产出状况地貌差异、玉料本身质量及颜色等问题,都会是当时人类对玉采集或使用的行为模式,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如玉料采集来说,可区分表面采集、玉矿露头地方捡拾,或者是挖掘原生玉矿床等不同的手段。这方面还牵涉到玉料产出多寡,采集环境生态条件差异,采集程度难易等问题。此外,玉料的大小和形状,亦影响到运输和保存的考虑。例如软玉原石是否直接输出?抑或是在采集玉料当地,制作半成品或成品再输出?这些问题通过对玉矿调查,遗址出土玉器相关遗物分析,是可以得到初步的判断。其中如玉器上玉料皮壳特征的颜色和包含物,外皮位置及覆盖的范围等,均有必要深入的分析。其次玉器加工过程中一些特殊类型的器物,如玉芯的出现等,对玉器加工流程的理解,也是很重要的资料。最后,就玉料来源的探索,从中更显示了当时人类活动领域的空间,移动路线的追踪,不同聚落间互动等问题,都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启示。

  除具有耳部装饰功能外,兴隆洼文化时期的玉玦还被赋予了以下两种特殊的功能:一种是以玉示目功能。兴隆沟遗址四号居室墓葬内发现的一件玉玦嵌入墓主人的右眼眶内,此类用玉习俗在中国史前时期尚属首次发现,应起到以玉示目的独特作用。由此,可联想到辽宁省朝阳市牛梁河遗址女神庙内出土的红山文化陶塑女神头像,眼眶内嵌入圆形的绿色玉片,应看作是对兴隆洼文化以玉示目思想观念的传承与升华。另一种是具有礼器的功能。前文所述洪格力图一座墓葬内所出土的7件玉玦,由小到大排列为一组,显然不是直接佩戴在双耳部位的装饰品,应具有标志墓主人生前社会等级、地位、身份的功能,无疑是作为礼器使用的,由此也奠定了巴林草原史前玉器在中国玉文化起源阶段的重要地位。

红山文化特别是牛河梁遗址群出土玉器的来源探索,可以从软玉矿源、采集方式和运输等几方面具体探索。

  玉器发展与文明标志

目前学术界一般指出,红山玉器的矿源,可能与岫岩和贝加尔湖地区的玉料都有关系。从空间上考虑,红山文化玉器与辽东的岫岩一带,有就近取材的地利。有些意见认为红山玉器大部份的玉料,可能与岫岩一带玉矿关系密切。2011年7月,郭大顺在岫岩举行的「岫岩玉与中国玉文化学术研讨会」中,发表了《红山玉与岫玉早期开发史》论文,对岫岩一带史前软玉考古资料,作了初步的梳理[16]。

  那斯台遗址地处西拉沐沦河北部重要支流查干沐沦河西岸的高台地上,南距西拉沐沦河北岸约14公里,遗址总面积约150万平方米,以红山文化遗存为主,考古发现抹有白灰面的红山文化房址及围壕残段,应是西拉沐沦河北部迄今所知面积最大的一处红山文化晚期的聚落遗址。最为重要的是,在那斯台遗址共采集、征集到近百件红山文化玉器,这是目前所知西拉沐沦河北部出土红山文化玉器数量最多的一个地点。

他指出岫岩软玉的历史,据玉矿与出土玉器史前遗址空间的关系,由近而远可细分为三个地域。

  通常情况下,红山文化玉器主要出自积石冢石棺墓内,作为墓主人的随葬品,以牛河梁遗址最具代表性,近年朝阳半拉山遗址发掘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也主要集中在积石冢石棺墓内。而那斯台遗址征集、采集的红山文化玉器均明确出自居住址内,对充分认识红山文化玉器的使用功能以及确立那斯台遗址在整个红山文化分布区内的特殊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岫岩玉矿生成地带,如岫岩县西北西山遗址,年代约距今4500年,出土玉石器13件。

  为了深入研究那斯台遗址出土红山文化玉器的内涵、特征及文化价值,2017年9月,我们再次与巴林右旗博物馆的同仁一起对这批玉器的造型特征和雕琢工艺进行观察并绘制素描图和线图,初步取得了一些新的认识,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第二:岫岩玉矿生成地带周边,如东沟县后洼遗址,年代距今6000-5000年,出土玉器32件。

  其一,那斯台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选料精良,以透闪石软玉为主,部分玉器的表面留有红褐色石皮,所用玉料应来自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的细玉沟。直到今天,在岫岩细玉沟东侧的白沙河河谷底部及两岸的一级阶地泥砂砾石层中仍出有该种玉料,俗称为岫岩“河磨玉”,是岫岩玉中品质最高、价格最贵且最为稀有的玉料。

第三:岫岩玉矿生成地带邻近地区,以辽河平原和辽东半岛南端及海岛地区为主,年代距今7000-5000年,如新乐遗址共出土玉器3件、三堂遗址下层出土玉璧等。

  尽管在巴林右旗、敖汉旗、朝阳一带已发现透闪石软玉的线索,红山文化玉器群中也有部分器类是用当地玉料雕琢而成的,但以那斯台为代表的高等级的核心遗址和以牛河梁为代表的大型埋葬和祭祀中心所出的典型玉器,均采用岫岩透闪石“河磨玉”雕琢而成。可见,红山文化先民辨识、精选玉料的能力与今人没有显著的区别。

郭氏总结辽东地区史前遗址玉器发现率和使用相当高,证明辽东人是相当喜用玉器的部族。此中北沟、文家屯、郭家村、四平山等遗址,出土了采集玉料及加工玉器相关的资料。

  其二,那斯台遗址出土动物造型的玉器选料精良,雕工精湛,气韵生动,神态逼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时代风格,是巴林草原史前玉器造型和雕琢工艺技术取得飞跃性发展的重要标志。

以上通过岫岩一带使用软玉遗址的分析,如果从年代及范围再扩张一点的话,即从最早使用岫岩一带玉矿的兴隆洼文化考察,此中经过考古发掘的遗址如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兴隆沟、林西县白音长汗、克什克腾旗南台子、辽宁阜新等,年代在距今8200-7200年间。其中一些遗址如南台子并没有出土过玉器。兴隆洼遗址发掘面积达三万平方米,所得玉器仅20多件,共重319.9克。

  那斯台遗址出土玉龙1件,头部略大,面部清晰,双耳呈圆弧状竖起,身体蜷曲,尾端渐细,首、尾分开,但相距较近,颈部有1个对钻的小圆孔。这条玉龙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双目炯炯有神,呈圆形,明显向外凸鼓,这是红山文化晚期玉龙造型的典型特征之一,对后世玉龙的造型影响深远。二里头遗址出土一条用绿松石片镶嵌的龙,以玉示目,呈圆形凸鼓,其传承和演变轨迹清晰。

整合以上考古发现与岫岩软玉使用的历史,其中一项让人注目的倾向,即距离岫岩一带玉矿越远的遗址,却是现今所知较早使用岫岩软玉的部族。并且,在史前距离岫岩越近的遗址,反而出土岫岩玉器的年代却越晚。如果事实如此,我们可以解读为:较早期史前岫岩一带对软玉的使用,并不是与玉矿的空间距离成正比的关系。更可能是在距今八千年前兴隆洼文化的阶段,内蒙古东南以至辽西地区一些较大型中心聚落的部族,随着氏族社会文化进入到成熟的阶段,特别是部族中的特权贵族,因为社会上出现了使用玉器象征性功能的需要,才通过部落间相互往来及交换等途径,而获得小量的玉器。

  那斯台遗址共出土玉蚕4件,无论选料还是雕工均为红山文化玉器精品,遗憾的是,在以往的研究中未予以足够重视,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尚未得到充分体现。从造型特征和器体大小看,这4件玉蚕可明确分成两对。较大的一对玉蚕呈圆柱状,头部端面雕琢出圆形双目,尾端呈圆弧状内收,微微翘起,腹部有4道规整的凸棱纹,蚕体有横、纵向钻孔各1道,呈“十”字形交汇。蚕体长9.3厘米。略小的一对玉蚕呈扁柱体,头部端面雕琢更加精细,圆目外鼓,尾端内收,呈尖弧状,明显上翘,腹部施凸棱纹,仅有横向钻孔。蚕体长7.3—7.8厘米。

按兴隆洼和兴隆沟遗址,均是当时氏族社会的中心性聚落,面积达数万平方米,在东北亚同时期遗址中,也是规模最宏大的代表。但从他们控制或可以使用玉器稀少的数量来看,可以肯定兴隆洼文化的人们,对岫岩一带玉料的获得,是非常不易的。到纪元前4000纪年的阶段,如果我们以重量计算对比,红山文化用玉的数量,肯定比兴隆洼文化部族的用玉,增加数十倍以至数百倍之多。这反映红山文化人们对岫岩一带玉料的获得,有了更大的发展。

  柞蚕和桑蚕分别为我国北方和南方的两大蚕种,其丝茧均为我国丝绸纺织的重要原料。那斯台遗址出土的4件红山文化玉蚕,其原型应为柞蚕蛹。通过与真实的柞蚕蛹进行对比,我们发现较小的一对玉蚕更具写实性。红山文化玉蚕的发现与确认,对于研究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及史前文化根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我们在岫岩玉生成区域以至周边地带,发现相关考古遗址并不多。这可能是限制于当前考古工作的不足。从理论上来说,如红山文化进入唯玉唯葬阶段,人们对玉文化极度尊崇的社会中,为了加强控制岫岩一带玉料的资源,当时辽东地区在产出玉矿的周围,应该会出现一些可能是采集或制作玉器的专业集团聚落。郭大顺指出,辽东半岛一带距今6000-5000年前一带遗址中,普遍发现玉料与制作流程的一些玉器制品。这些辽东半岛周围的遗址,也可能是接受了来自岫岩一带专业制玉集团的影响。再者,就现今发现牛河梁遗址墓葬中出土的玉器来看,从出土玉器数量与玉器玉料母岩的角度考虑,牛河梁遗址群中一些墓葬的主人,对岫岩一带玉料的来源,显示未必有强有力的直接控制。

  那斯台遗址出土的1件玉鸮和2件玉鹰,雕琢精细,技艺高超,栩栩如生。相对比而言,新西兰人的“阿图阿”是某种神或祖先的灵魂,常常以动物的形象出现;每一个萨摩亚人都有单独的护身符,这种神具有鳗、鲨、狗、龟等动物的形象。红山文化动物造型的玉器的内涵和功能需要借鉴相关民族学材料进行深入探讨。

这里仅以笔者曾观察牛河梁遗址两座墓葬中的玉器讨论。

  从那斯台遗址出土红山文化陶器类型和彩陶纹样特征看,应属于红山文化晚期晚段,距今约5300—5000年。该阶段是包括巴林草原在内的整个西辽河上游地区史前社会发展迎来重大变革的时期,以种植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系统发展成熟,人口迅猛增长,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加剧,等级制度确立,红山文明形成,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也是东亚地区古代文明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牛河梁第2地点1号冢,从M21与M4、M14迭压关系,可知M21是年代较早的一处墓葬。M21随葬玉器丰富,多达20件,是目前红山文化单个墓葬中,葬玉最多的一座[17]。据肉眼观察,除去一件管箍状器(M21:8)严重风化外,其余19件玉器,保存良好,只有表面微弱的风化,基本上保留原玉料的颜色。就从玉色细微差别及玉器上保留原玉砾皮壳色调考察,这19件玉器可能是出于不同母岩玉料的个体,其中可再区分两大类(图版一):

  红山文化时期孕育成熟的天地崇拜、祖先崇拜、龙图腾崇拜等思想观念,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延续至今。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通过对巴林草原史前玉器的研究,将有助于推动红山文明与中华五千年文明之路的深入探讨。

A系:岫岩系玉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右旗博物馆)

黄绿色,是岫岩软玉的特征色,包括有龟(M21:10)、竹节状器(M21:11)、兽面牌饰(M21:14)、箍形器(M21:2)、勾云形佩(M21:3)、镯(M21:15)共6件。

B系:贝加尔-吉黑系玉器

呈灰白与绿白色调,透明度较大,如璧(M21:4、5、16、18、20)、双联璧(M21:6)。

有关A、B系玉器之考察,一方面我们认为A系玉器,很可能是由岫岩一带的玉料制成;B系的玉料来源,可能与贝加尔-吉黑的玉器关系比较密切。再者,这20件玉器如果从玉器本身价值等级递变(gradation of values)和可让渡性(alienability)来考虑,两者间社会性质的差异,是相当明显的。考古人类学者傅罗文指出,价值的等级递变是指玉器可以按其大小、工艺、象征性、玉质、颜色等特质差异,构成价值上等级的递变。也就是说,不同玉器在当时社会文化的价值,并非一致,有着等级贵贱的差异。不同价值的玉器,既显示相互间互补的关系,更因为某些价值较高的玉器的存在,显示出拥有者特殊的社会地位,成为统治者或贵族某种特殊权力的象征[18]。

A系玉器中,如龟、竹节状器、兽面牌饰、箍形器、勾云形佩和玉镯,均各只有一件。龟和勾云形佩两者,都很明显是由特别细腻的河砾玉料制成。这6件玉器,很可能是来源不同玉料的个体。从迄今发现红山玉器中,龟、勾云形佩、兽面牌饰及箍形器,无可置疑是属于红

山文化中的重器,尤其是M21:10的龟壳,通体晶莹光亮,造型逼真,加工极其精致。然而,龟腰部近头一侧,可见有一片较大破损,破损部份经研磨修整后继续使用。以上这几件玉器,在M21中都是唯一的器物,其中一些更可能是祭祀中的法器。可以推测A系玉器的价值,比其他环、璧等的玉器为高。

另一方面,B系的环、坠等器物,其中以(M21:16、20)及双联璧(M21:6),都是带绿白色,透明度较高的玉器。从玉色和玉质上,均与岫岩一带软玉有着差异。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M21中「……具有吉黑地区玉器风格的玉器,如不规则的菱形器、小型刃边璧形器、双联璧器型,絶大多数玉料的透明度较高,呈淡绿、黄绿和淡青色,较洁净或有少许杂质,与上述(红山文化晚期)两种常见玉料不同」,「M21的墓主人是来自吉黑地区的巫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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